【特訊】由澳門博彩研究學會、澳門社會發展研究會聯合主辦的“博彩業發展與社會責任”座談會於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假澳門教科文中心舉行。澳門社會發展研究會理事長陳炳強、澳門理工學院教授曾忠祿及蘇文欣先後作了專題發言。與會者對博彩業不斷發展壯大的同時,政府和博彩業經營者如何履行社會責任,以及如何在發展博彩業的同時又能照顧到其他行業的發展,並如何把博彩業對社會負面影響減至最低得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其中陳炳強提出當年“澳娛效應”是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展現,與“金沙效應”有不同之處,引起了與會者的興趣。
陳炳強作專題發言時表示,當前我們重視博彩業經濟效益的同時,亦必須要強調發展博彩業所須肩負的社會責任。只有這樣,才會真正符合澳門特區長遠利益,以及國家的整體利益。所謂社會責任,並不僅僅局限為要防止或儘量減低社會治安惡化和病態賭徒出現的問題,而是包括從更高更宏觀的層面,去要求澳門博彩業發展對推動澳門特區,以至國家的社會經濟健康、持績續發展所應盡的責任。其中有三點是值得特別注意的。
一、澳門的博彩業發展應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促進澳門的都市現代化建設,去帶動其他行業的發展,為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創造有利條件。二、應致力推動澳門為一個擁有相當比例的外國客源的真正國際旅遊娛樂城市,而不是採取“一網打盡”的方式,憑“近水樓台”的地理優勢去試圖吸盡內地居民的賭資,以澆灌澳門特區繁榮之花。三、要有利於推動澳門多元文化的進一步發展,為旅客及本地居民能提供更多闔家歡式的娛樂、消閒場所,豐富澳門居民的文娛生活。
陳炳強指出,上世紀六十年代,博彩經營權轉變給澳門帶來的一次深刻影響,對賭權開放後的今天,思考博彩業發展與社會責任的問題,應可得到有益的啟
示。
在當時政府的旅遊博彩政策導向下,在幸運博彩專營合約的規範下,以及在幸運博彩專營公司-----澳娛的積極配合下,澳門整體經濟發展及都市現代化進程,出現了歷史性的飛躍。新口岸區出現的滄海桑田變化,澳門對外交通設施的不斷完善,以及在穩定及豐厚的博彩稅收支撐下,澳門能長期保持低稅制吸引投資者,就是其中有力的證明。而且當時的賭場、賭
檯數目控制在基本上符合澳門城市規模、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範圍內,因而博彩業整體上不但未有對澳門其他行業構成直接威脅,包括人力資源方面的威脅,反而為眾多行業,包括工業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澳門居民的就業選擇空前提高,就業結構亦比較合理;與此同時,澳娛亦對澳門的文化事業發展作出了有力和直接的支援。可以說,澳娛在配合政府旅遊博彩政策的過程中,所產生的“澳娛效應”,是一種大致上屬於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推動澳門社會經濟文化相對較健康地發展,而在澳門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同時,澳門居民普遍感受到真正的得益,綜合生活素質逐步提高,而不僅僅是一堆統計數字的增長。
自從實行了港澳海上全天候的客運服務,除了直接給澳門的旅遊博彩業發展帶來重大效益外,還為香港從上世紀七十年代逐步把部分製造業轉移到澳門,為澳門八十年代工業的飛速發展,以及為當時經濟的適度多元發展創造了不容忽視的條件。在各方的努力下,製造業更曾一度成為澳門的第一大產業,即使到一九八九年,仍高佔澳門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二十點六。從中可以說明旅遊博彩業的勃蓬發展,與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並不一定存在衝突。如果現時所有的博彩經營公司都能多承擔一點社會責任,多從澳門的整體、長遠利益考慮,博彩業與其他行業,特別是其他服務業之間的發展,應可起到更好的互相促進效果。
陳炳強還提到,由於當時的“澳娛效應”是基本上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展現,在依法拓展市場空間和發展博彩業務的同時,又不會對博彩業作出過份的渲染,因而廣大澳門居民在直接、間接受惠於澳門旅遊博彩政策及該行業創造的效益時,大體上都能以比較平和的心態面對博彩業的存在。過去,外地人一直有“澳門人不好賭”的說法,還說澳門人對賭博有天生“免疫力”,這些說法當然是不夠全面,也不是沒有商榷餘地,但澳門人面對賭博的態度整體上還是令人滿意的,這無疑與當時政府較有效地監控博彩廣告宣傳及澳娛本身的經營取向與採取的姿態有關。他進一步談到了“金沙效應”的問題。
陳炳強表示,金沙娛樂場是澳門賭權開放後首家在澳門開設的美資博彩娛樂場,因而特別受到矚目。當時,社會普遍對金沙開幕寄予很高的期待,希望美資博彩公司能引領澳門博彩娛樂業走出一條新的路子,把澳門的旅遊博彩業變得更能迎合家庭樂、闔家歡的旅客,以及營造休閒耍樂的博彩氣氛取代賭
檯“搏殺味”較濃的博彩模式。
在“天時、地利、人和”的多種因素配合下,從二零零四年下半年,即金沙開業後不久,澳門猛然成為國際投資者關注的焦點,澳門的國際地位和知名度明顯提升、“澳門概念”的逐步形成更為澳門增添了龐大的無形資產和價值,澳門的經濟數據甚至可以觸動到美國華爾街賭業股的神經;與此同時,新的博彩經營和管理文化正逐步孕育、成長。至於在上月公佈的首部《全球城市競爭力報告(2005-2006)》,澳門在全球一百一十個城市的“消費性服務業競爭力”排名榜中,擠身第六位,這都與賭權開放後各家博彩經營公司,包括金沙在內的努力分不開。
不過,我們當前必須要從多方面去思考、評估“金沙效應”,不要人云亦云。
陳炳強說,現時澳門共有二十一間賭場在營業,大家若到所有賭場或在其門口看一看,只有金沙賭場及其所在的整幢建築物是純粹的“成人天地”,“兒童不宜”的禁地。很多時會發現,內地不少小孩是一個個孤零零蹲在金沙大門口外的行人道旁,承受極度悶熱或寒冷的天氣,顯示出徬徨、無奈的表情,不問而知,他們是在等候金沙賭場內搏殺的家人。難道這種情景就是特區政府及金沙集團所標榜、所強調的闔家歡旅遊娛樂特色?這些小孩可憐巴巴地蹲在賭場門外,難道這就是有效提升特區形象的方式之一嗎?
陳炳強還特別分析了“金沙效應”與澳門近年博彩業收益增長的關係。透過大量的數據說明了回歸後澳門博彩業原本已處於快迅上升軌道,又再加上後來內地實施“自由行”政策,所以正好為金沙的業務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條件。而金沙能夠迅速佔有澳門市場份額,並為集團帶來豐厚利潤,這都與金沙自身的努力分不開。至於金沙在營銷及自我包裝方面,確實有值得同業借鑒之處。但數據顯示,近年澳門博彩業的理想增長,與“金沙效應”沒有必然聯繫。並強調,分析“金沙效應”固然不應只局限在金沙可為澳門整體博彩業帶來多少毛收入的問題上,還應該作出更多方面的思考。但如果沒法準確把握近年澳門博彩業發展的真正動力來源,特區政府又如何能制定更有利於國家及澳門整體利益的旅遊博彩業政策和作出相關的措施、安排
。
同時,他認為,正由於金沙娛樂場業績理想,進入的人流眾多,在利潤驅使下,原來尚可讓小孩欣賞水晶燈的地下大堂都已被圈為賭場而成為兒童禁地,賭
檯四周人頭攢動,個個嚴陣以待,休閒耍樂更不知從何說起?現時,金沙集團正計劃在路?填海區打造一條“金光大道”,並表示會提供多元化的旅遊、大眾化的休閒、娛樂設施。如果計劃能全面落實,應有助提升澳門的旅遊形象。但從金沙娛樂場室內每一寸土地都被歸屬為賭場範圍,容不得小孩踏足的狀況來看,將來能否兌現,特別是在賭場龐大利益驅使下,即使設置了的其他的娛樂、休閒設施,甚至是會展場地,日後又會否改建為賭場,形成另一個規模比金沙娛樂場規模更大的“兒童不宜”“成人天地”?這確實值得廣大市民關切的。
在談到政府的責任時,陳炳強表示,特區政府對博彩業的發展方向具有絕對的主導權,關鍵是政府有沒有把握好這一主導權。行使這一主導權必須建基在一套宏觀、科學、合理、具有高度社會責任感的旅遊博彩政策上。例如,在處理賭場、賭
檯的申請審批時,特區政府應該把能否有效開拓外國市場、能否有效優化澳門的客源結構(特別是賭客來源結構),作為重要的審批準則之一,並要制定具透明度和可行的機制去促使博彩營運商落實拓展外國市場的計劃。無可否認,賭場打開門口營業,當然不會理會客人的來源地,以最低成本維持或拓展最有潛質的市場,並在法律許可範圍內朝利潤最大化的目標努力,這是可以理解的。基於此,就怪不得澳門各間博彩公司均集中火力對準內地客源,美資博彩公司更公次公開指出選擇在澳門投資發展博彩業,是因為澳門背靠中國大陸。
但由於博彩經營公司的發展戰略與特區政府的應有發展戰略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因此特區政府對博彩公司的市場定位,對澳門的客源結構必須有深入的考量,以及重視政策導向。陳炳強認為,如果政府處理得當,外商及外國旅客進出內地時,都有可能特意取道澳門賭一把及觀光消費。屆時為澳門引發的商機及對區域旅遊、運輸業、創意產業及相關行業的發展,都會產生深遠影響;澳門其他行業從中亦會尋找到更大的發展空間。相反,如果政府不對賭場、賭
檯的增加申請制定科學、合理的審批機制,不但難以達致上述效果,甚至連酒店內的大部分設施都會改建為賭場,酒樓的餐檯都變成賭檯,與旅遊業密切相關的餐飲業都尚且淹沒在賭海之中,這樣,特區政府又如何把博彩業帶動其他服務業發展的目標實現呢?
此外,陳炳強認為,現時有不少賭檯是基本上閒置的,沒有多大效益的,但每增加一張賭檯,澳門已經相當緊張的人力資源市場就會再繃緊一點。就業結構嚴重失衡,對澳門未來的社會發展可能造成極大的隱憂和危機。
對於社會上有一種說法,認為精明的博彩公司不會做虧本生意,增設賭檯須繳付溢價金及增加很多成本開支,所以他們自然會按照市場需要而決定是否增設賭檯。陳炳強則另有看法,他指出,從長遠來說,絕大部分的精明商人是肯定不會做虧本生意,但基於佔有市場,以及特定的經營發展策略,作出一些犧牲局部或短暫利益的措施、安排,一點也不奇怪。況且,有人辭官歸故里,有人連夜趕科場。在市場上進進出出的情況也是常有的。再者,特區政府對於博彩業的發展,不能僅僅偏重於短暫的經濟效益,必須要肩負起高度的社會責任感。
他提出特區政府要以高度責任感切實制訂真正符合澳門特區和國家利益的旅遊博彩政策,在相關政策的強力引導下,各博彩公司的積極配合下,共同打造出澳門特區,以及泛珠區域旅遊合作的新天地。並指出,澳門只有通過努力去爭取內地以外,特別是外國的旅客到澳門旅遊、娛樂、消費,並惠及兄弟省市,帶動區域旅遊及經濟發展,這才真正值得特區政府及澳門居民自豪和驕傲;才較好地履行好特區應盡的社會責任。
曾忠祿作了《新加坡開賭及其啟示》的專題發言。他首先介紹了新加坡開賭的發展歷程,並分析了新加坡決定開賭的原因,其中包括澳門的示範效應:澳門開放賭權,吸引大量的博彩投資,令到澳門的博彩收入及本地生產總值高速增長;亞洲其他國家,如韓國、越南、菲律賓都宣佈要進一步擴大賭場的數量和規模;以及害怕錯過發展機會。
同時,曾忠祿認為,雖然新加坡的賭場度假村會分流一些內地遊客,但澳門的地位是新加坡一時難以取代的。不過,新加坡最大的影響在於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會引發更多的亞洲國家或地區開賭。
他還就新加坡對於規範賭牌持有人如何落實投資計劃,如何限制賭業在整個度假村發展計劃所佔的比重,以及如何防範病態賭徒等作了扼要的介紹。
此外,他透過分析新加坡的過程,總結出對澳門五點啟示,其中提到了今天我們面臨的環境是變化非常迅速的環境,為應付環境變化帶來的挑戰,企業和政府都需要成為學習型組織。至於新加坡政府同公眾對話的方式,例如號召全國辯論,總理多次向公眾發表講話,就賭場管制法案在通過前的兩次公眾討論,以及建立了有效的反饋網,都對澳門有所啟示。
蘇文欣在專題發言時表示,受賭權開放及內地“自由行”政策等利好因素的影響,近年來本澳博彩業得到蓬勃發展。面對經濟與社會急速轉型、機遇和挑戰並存的新時期,澳門廣大市民的價值觀念也發生了轉變。
他在評述博彩業發展對澳門市民尤其是青年人和中年人士價值觀念產生影響的基礎上,從維護社會穩定、構建和諧社會的角度,就博彩業發展所導致的價值觀念背離等社會問題提出了建議。
三位講者的專題發言,引起了與會者的極大回響,並展開了熱烈的互動交流。出席者普遍認為,是次座談會為市民大眾思考博彩業發展與社會責任之間的關係,特別是關於澳門社會經濟健康持續發展及對國家利益所應承擔的責任,提供很好的交流平台。◇ |